湘江告急！
1966年，湘江檢測出鉻、鉛、錳、鋅、砷等重金屬；1978年，湘江已成國內污染最為嚴重的河流之一；1990年代之后，湘江水質呈惡化趨勢，工業污染導致的重金屬污染日益嚴重。
作為“有色金屬之鄉”的湖南，采選、冶煉、化工等企業多分布于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由此而來。相當長時期內，湖南的汞、鎘、鉻、鉛排放量位居全國第一位，砷、二氧化硫和化學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國前列。
作為湖南的母親河，湘江和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的后果越來越嚴重：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斷，流域內4000萬人口的飲用水安全受到威脅；因重金屬超標危害人體健康的事故時有發生；魚類大幅減少，數以千畝計的農田不能耕種，有相當地域的魚類、糧食、蔬菜不能食用。
污染背后，既有歷史包袱沉重、粗放式經營、科學技術落后等客觀原因，也有長期以來高污染企業與當地政府之間“躲貓貓”似的拉鋸戰。
湘江已不堪重負。
值得慶幸的是，湘江污染治理已迎來轉機——國家正考慮把湘江列為國家的又一個重點治理流域，湘江流域綜合整治有望納入國家大江大河治理范圍。今后，湖南將在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環境稅費改革、污染責任險等環境經濟政策改革方面獲得全國率先試點權。
除政策支持外，更有龐大的資金支持：到2010年將投入700億元治理湘江水污染，到2015年將投入3000億元用于湘江流域綜合整治。
在此之前，國家環境保護的重點治理區域(流域)僅限于“三河”(淮河、海河、遼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以及后來追加的“一江”(松花江)、“一庫”(三峽水庫)。
作為長江眾多支流中的一條，湘江為何能引起中央決策層高度關注并有望納入國家的又一個重點治理流域？
帶著疑問，《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隨同湖南省環保局官員，對湘江流域特別是湘江重金屬污染的四個重點區域——郴州三十六灣、衡陽水口山、株洲霞灣港、湘潭竹埠港，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實地調查采訪，全面了解湘江污染現狀、探尋污染成因和治理現狀，并親身感受和記錄這里正在發生的歷史性變革。
三十六灣治污進入“陣痛期”
臨武人說：湖南有“三治”需談到三十六灣礦區，治污、治礦、治黑。
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臨武縣的三十六灣，礦產資源豐富，是湘江的二級支流甘溪河(下游稱“陶家河”)的源頭。多年來，三十六灣礦產資源因掠奪式開采，不僅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也給陶家河流域帶來了嚴重污染，當地政府曾數度整治，“礦亂”數度死灰復燃。
圍困陶家河
陶家河在上游臨武縣境內稱之為甘溪河，發源于該縣的三十六灣礦區一帶，經嘉禾到桂陽注入耒水，是湘江的二級支流。
地處南嶺多金屬成礦地帶的三十六灣，鉛、鋅、錫、煤等礦產資源豐富。當地史載，從明萬歷年間開始，即有人在此采礦。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前后的十多年里，三十六灣處于掠奪式開采階段，有10萬大軍蟻聚于這塊僅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繹著猖獗而詭異的財富故事(詳見2007年7月本刊發表的《湖南郴州礦業亂象調查 》)。
陶家河重金屬污染由來已久。上世紀90年代至今，嘉禾、桂陽、北湖區等地村民的上訪就沒有停止過。村民上訪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當地河道淤結，河床抬高；水土流失，存在行洪安全隱患；生態遭到破壞，田地不能耕種；水質嚴重污染，數萬人飲用水出現困難。
“以前過河要撐船，現在挽起褲腳就能走過去，在一些鄉鎮，拖拉機都能(在河上)跑！”在嘉禾縣龍潭鎮上宅村，村委會主任胡忠指著面前的陶家河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湖南省環保局污管處副處長湯宏說，陶家河流域污染，主要是鋅、鉛、錫、砷、鎘等重金屬含量嚴重超標。因三十六灣礦區產生的尾砂、廢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排河流造成污染，而隨意堆放的廢石、廢砂、廢渣經山洪沖刷流入河道，加劇了污染程度。
民生問題由此引發。飲用水問題、灌溉問題、河道治理問題、耕地改良問題、生命財產安全問題、補償與勞保問題等接踵而至，陶家河流域的百姓苦不堪言，他們禁不住問：整治的口號喊了一年又一年，三十六灣這一惡性“腫瘤”何時才能根治？
整肅郴州官場系列貪腐案之后，事情終于迎來了轉機。
切斷污染源
2006年，臨武縣環保局局長陳建波新增了一個頭銜——“三十六灣地區環境綜合整治工作組副組長”。直到今天，他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每天帶著9個人、分乘2臺越野車往返于三十六灣地區，一旦查到死灰復燃的非法采礦行為，就馬上聯系政府相關部門來切斷電源，摧毀臨時建筑。
整治三十六灣礦區工作任重道遠。截至2005年底，整個三十六灣礦區有證礦為11家，投資超過1000萬元的礦高達78家，無證礦不計其數，非法違法的采礦選礦猖獗一時。2006年，各級政府下發了數道“金牌令”，但非法違法采礦選礦屢禁不止。2006年8月，300多名武警和政府工作人員一起到三十六灣“治亂”，等整治隊伍前腳剛走，采礦人員后腳就來了。
很多人不解：整治一個礦區為何舉步維艱？
臨武縣副縣長劉帥將這樣的整治比喻為“拳頭打烏龜”：整治時，烏龜暫時把頭縮了進去；整治隊伍剛離開，烏龜又馬上伸出了頭，“某個礦主的一根電桿，我們就曾炸過二十多次，炸了又豎起來。”
暴力抗法也頻繁出現。“2007年3月16日，我們去執法檢查，準備炸掉非法搭建的電桿。對方揚言：如果炸(電桿)，你們就躺著回去！僵持一天后我們找來村支書一起去‘談判’，10根電桿最后只炸了3根。”陳建波尷尬地對記者說，“基本上整治一次，就打一次架！”
馬克思說，如果資本有100%的利潤，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2002年到2007年左右，全球礦產資源價格一路飆升。在郴州，鎢從2萬元/噸上漲到21萬元/噸，鋅從0.3萬元/噸上漲到2.4萬元/噸，錫從3萬元/噸上漲到15萬元/噸，“暴利之下，礦主們豁去了一切！”劉帥說。
從2008年中期以來，全球礦產資源價格急速回落。當行業無利可圖時，非法違法行為嘎然而止。“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場的無形之手發揮了作用。”臨武縣環保局局長陳建波說。
留下長久的痛
4月2日，記者于三十六灣山腰處看到，礦區一片死寂，懸崖峭壁上布滿了“獨眼龍”(指沒有被打通、不能通風的礦口)，炸藥爆炸后、大火焚燒后的山谷一片狼籍，空氣中散發出焦炭味，山腳下，枯水期的陶家河像一條死氣沉沉的大蟒蛇，遠處塘官鋪水電站的大壩已被尾砂吞沒。
在甘溪坪村至坦下坪村一帶，這里曾是平坦的耕地。30多年前，臨武縣將這里樹為“農業學大寨”的玉米樣板基地。而今，這1200畝沃土全部被尾砂淹沒，大部分村民只能靠“吃低保”來生活。河床平了甚至超過許多村民的屋基，居民不得已在門前筑了一道防水墻。村民感嘆：“人家安防盜門，我們筑防水墻！”為此，2007年底至2008年初，臨武縣財政拿出3000多萬元為甘溪坪村126戶家庭整體搬遷。
臨武縣縣委書記范儒平說，整個陶家河流域，還需要搬遷的村民較多，治理費用巨大，僅河道疏浚工作，動輒以億元計。
官、商、黑社會勾結，多、小、散、亂的瘋狂掠奪，給三十六灣的安全帶來了極大隱患。采礦事故頻繁發生，涉黑事件每年發生數十起。“更要命的是，10萬采礦大軍擠在山谷里，一旦山洪暴發就會發生巨大危險。”范儒平說，“所以，天一下雨我們都不能睡覺，必需全部上山搞檢查。”
水電產業原是臨武、嘉禾、桂陽的優勢產業，由于尾砂淤積，大壩失去蓄水功能，水利電力設施遭到毀滅性打擊，有相當一部分鄉鎮的電站、電排、水泵、大壩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直接損失超過2億元。
臨武自身治污應接不暇，下游的糧食、飲用水、灌溉、補償等問題也找上了門。為此，出于穩定與民生需要，嘉禾、桂陽等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以飲水問題為例，嘉禾近年完成11處人飲工程，用于解決沿岸受污染區4個鄉鎮20個自然村近萬人的飲水問題；桂陽先后花費數百萬元建成6處人畜飲水工程。有桂陽的官員抱怨：“別人生病，為何要我們吃藥？”
嘉禾縣常務副縣長王建球說，陶家河在嘉禾境內長24公里，流經龍潭、行廊、肖家、普滿4個鄉鎮的10個行政村，土地面積3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9870畝，由于長期受到污灌及尾砂淤積影響，被污染的耕地面積已達16014畝，占10個行政村耕地總面積的81%，大部分農田難以恢復耕種。
按照“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下游的百姓與官員去找臨武。但臨武的污染由來已久，而“環境保護”是一個較新的名詞。合法的、非法的礦主們早帶著財富走出了深山，責任自然落到了當地政府。
2008年，臨武縣全年實現財政收入3.2億元，財政支出5.4億元，財政收支缺口超過2億元。臨武縣縣長趙宇說，關停三十六灣礦區后，對“靠財政吃飯”的臨武來說影響很大，此前，國稅、地稅兩項加起來有1億元左右，現在沒有了，就業崗位也減少了，“短暫的繁榮之后，留下了長久的痛。”
臨武縣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控制住三十六灣的資源后，政府將牽頭對11個有證礦進行重組，切斷污染源來之不易，至于歷史遺留問題，各級政府都在努力想辦法，縣級財政會更加艱難，但守土有責，“犧牲我們一屆(班子)，下一屆就能看到希望！”
重金屬污染湘江 威脅4000萬人飲水安全
從水質良好到污染不斷加劇，湘江重金屬污染正一步一步地威脅著流域附近4000萬人口的飲用水安全以及生產安全。據專家介紹，污染原因多為歷史欠賬多、粗放式發展、科學技術落后、環保投入不足與意識不夠、資源盲目開發、河流底泥重金屬富積。
從水質良好到污染加劇
作為湖南的“母親河”，湘江出現“質”變不過半個世紀。
1957年，湖南省衛生防疫部門對湘江進行監測，報告顯示水質總體良好。但到1966年，湘江中便監測出了鉻、鉛、錳、鋅、砷等重金屬。
1971年，湘江流域已出現部分江段飲用水重金屬嚴重超標現象。同年11月，湘江邊的衡陽發生了中國環境史上第一次因江河重金屬嚴重超標而出現的居民飲用水供應被迫停止數天的事件。1978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給中央有關部門的報告分析指出，湘江已成為國內污染最為嚴重的河流之一。
“同中國絕大部份城市和地區一樣，在經歷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探索階段，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湖南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規劃滯后、科技滯后、管理滯后、觀念滯后等問題，導致湘江重金屬污染狀況不斷加劇。”湖南省環保局局長蔣益民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根據湖南省環保局1981-2000年湘江的水質監測數據表明：湘江總體水質在自上世紀90年代呈惡化趨勢，主要污染源為工業污染和生活廢水污染，工業污染中重金屬污染明顯，株洲、湘潭和長沙河段污染最為嚴重。
2000年之后，湘江污染呈現新的特征。資料顯示，“十五”規劃以來，湖南的汞、鎘、鉻、鉛排放量位居全國首位；砷(砒霜)名列甘肅之后居第二位；二氧化硫和化學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國前列；在“長株潭城市群”中，以萬元產值排水量為例，湘潭、株洲2個城市的萬元產值排水量位列全國113個重點城市前5位，僅低于四川瀘州、廣西南寧；按現行飲用水源評價標準，湘潭幾乎全年不能達標；在湘江枯水期的5個月，“長株潭”河段鎘濃度嚴重超標。目前，長沙是全國省會城市中污水處理率最低的城市，湘江流域還沒有一個縣城建有污水處理廠
污染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斷；因重金屬超標危害人體健康的事故時有發生；魚類大幅減少，數以千畝計的農田不能耕種，有相當地域的魚類、糧食、蔬菜不能食用。
重金屬污染成因
“很小的時候，媽媽就告訴我，湘江的水不能喝。”1966年出生的唐明成告訴記者，他兩年前回到老家衡陽任水口山有色金屬集團(下稱“水口山集團”)董事長，一是為推進企業的資產重組，二是為推進企業的環保建設。
位于湘江河畔的水口山集團，有著113年的歷史，正是這家赫赫有名的企業，由于過去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粗放式發展，成為了湘江重金屬污染歷史欠賬的“大戶”。在生產高峰期，企業二氧化硫年排放達到2萬噸以上，年產生工業廢渣15萬噸以上，日排放工業廢水4000噸以上，重金屬污染主要為鉛、砷、鋅、鈹等。
“粗放式發展、歷史欠賬多只是一方面。”陪同記者采訪的湖南省環保局副局長王會龍分析，湘江重金屬污染的原因，還與科學技術落后、環保投入不足與意識不夠、資源盲目開發、河流底泥重金屬富積等方面有關。
從株洲湘江大橋望去，位于株洲清水塘工業區的霞灣港煙囪林立，天地灰蒙蒙一片。“這里原有二十三口(清水)塘，如今只剩一口清水塘。”在霞灣港通往湘江的總排污口，王會龍指著外流的廢水說，“水的顏色還不穩定，色度本身就是一項指標，中鹽株化集團一個正在施工的項目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排液污染物有幾十種，牽涉多種工藝技改流程，而每個流程又需要資金支撐。”
在湘潭電化集團毗鄰湘江不足百米的后山上，零亂堆放著約50畝電解錳渣和各種生活垃圾。湖南省環保局污管處副處長湯宏說：“企業固體廢物儲存不規范，遇上下雨天氣，電解錳渣就滲透到了湘江。湘潭電化曾嘗試對這些渣土進行制磚，但強度不夠，需要技術突破。”
在調查中，記者還發現了有相當部分企業因環保意識不夠，沒有辦理環境影響評價和審批手續，執行環保“三同時”( 對環境有影響的基建等項目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困難，偷排、漏排現象時有發生。就在今年3月，湖南省環保局在“長江環保執法行動”中對長沙、株洲、湘潭等5個市300家企業進行督查，發現有偷排行為的企業有17家，環保設備部分停運的有9家，超排的有11家，偷排、漏排現象嚴重。
河流底泥重金屬富積，也加大了湘江治污難度。2006年1月，株洲水利公司對霞灣港清淤導流，結果使大量含鎘廢水排入湘江，造成了“鎘污染事件”，導致長沙、株洲、湘潭水質出現不同程度污染。
每年直接經濟損失40億元
作為全球極具盛名的“有色金屬之鄉”，湖南有10種常用有色金屬產品產量居全國前3位，其中鉛、鋅、銻產量均居全國首位，有色金屬采礦、選礦和冶煉自然成為了當地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
因高耗水、高排污特點，冶金、化工等行業大多依水而建。數據顯示：2005年，湘江流域的工業總產值占據了全省工業總產值的81%；2008年，湖南GDP跨入“萬億俱樂部”之際，有色工業總產值也跨過了1000億元大關。
沉甸甸的數字需要“細胞”支撐。在湘江流域，分布著株洲冶煉集團、水口山集團、中鹽株化集團、湖南海利化工集團、湘潭電化集團以及華菱鋼鐵集團旗下三大鋼鐵企業等國內行業規模名列前茅的企業，大部分為中國“一五”計劃和“三線”建設時期布點的老工業企業，這些“大塊頭”以及數以萬計的冶金、化工、建材、輕工、機械等中小型企業，也就成為湘江治污的重點和難點，并產生了郴州三十六灣、衡陽水口山、株洲霞灣港、湘潭竹埠港4大治污“主戰場”。
王會龍認為，受重金屬污染后，湘江水環境質量嚴重下降，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對飲用水安全構成威脅，對水生態系統造成破壞，使農業和漁業減產，“由此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每年高達40億元以上。”
邊污染邊治理？
湘江是我國著名的三大家魚產卵場區之一，隨著水環境重金屬污染加劇，湘江漁業資源遭到嚴重破壞，漁業產量目前不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1/3，回游性和半回游性魚類幾近滅絕，在株洲霞灣港區，常年采集不到任何水生底棲生物。
2006年，株洲天元區新馬村超過150位村民在體檢中被查出慢性鎘中毒，湖南相關調查組的結論認為，主要是由于這個區域土壤中含鎘本底值高、區域內工業污染源的排入、農業生產中施用高鎘化肥等多種原因形成，該區域耕地土壤已受到鎘污染，稻谷中重金屬含量超標，不宜食用，葉類蔬菜中重金屬含量超標，應限制種植。
是重復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先污染后治理”或者“邊污染邊治理”的老路？還是探索出一條“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實際上，早在20多年前，湖南一直在致力于“長株潭城市群一體化”的實踐，他們編制了全國第一個比較系統的區域經濟規劃體系，取得了交通同環、金融同城、環境同治與產業聚集等初步成效，貫穿三市的湘江生態經濟帶建設也邁出了較大步伐(詳見2006年3月和2007年5月本刊分別刊發的《“城市群之惑：長株潭24年經濟一體化實踐調查》和《全國6省份爭奪第三個新特區名額》)。
2007年7月，“長株潭城市群”獲批國家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治理湘江重金屬污染，推動湘江經濟帶文明，也就成為了湖南‘兩型社會’建設的重中之重，”蔣益民說。
湘江治污沒有“楚河漢界”
資金、技術、政策，湘江治污不可必避免地與“兩型社會”聯系在一起，“主戰場”的思路已經得到厘清，有更多“兩型”產業將乘勢而上，湘江治污進入一個多策并舉、重拳出擊的時代。
獲得多個“試點權”
4月18日，“2009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國際合作高層論壇”在長沙橘子洲舉行，會上，國家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與湖南省省長周強簽署了“共同推進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建設合作協議”(下稱“協議”)，雙方將在環境經濟政策改革試點、湘江流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工業污染防治、環保科技示范工程等8個方面加強合作。
根據協議，湖南將在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環境稅費改革、污染責任險等環境經濟政策改革方面獲得全國率先試點權。湖南省環保局局長蔣益民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排污權交易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在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超過允許排放量和逐步削減前提下，企業之間通過以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排污量，賣方通過減排增加出讓指標實現收益，買方則通過減排盡減少購買指標，從而達到科學減排、保護環境的目的。
什么叫生態補償？蔣益民告訴記者，“比如說，湘江上游的郴州出于保護下游水質要求，需要限制有可能對水質造成污染的產業，這樣的話，下游城市就應該給予郴州的一定補償，為生態保護提供資金保障。”
國家環保部還將湖南正在探索的“環境污染責任險”納入國家試點范圍。2008年，湖南開展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進行試點，湖南省環保局與平安保險湖南公司聯合制定了“湖南省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行方案”，將環境污染風險較大的化工、有色、鋼鐵等行業的18家企業列為首批試點企業。
作為首批試點企業，農藥生產商株洲昊華公司于2008年7月31日購買了平安保險的“污染事故”賠償險。當年9月28日，該企業發生氯化氫氣體泄漏事件，污染了周邊村民菜田，有120多戶村民提出了索賠。依據《環境污染責任險》條款，保險公司與村民們達成賠償協議，如期將1.1萬元賠款支付到位。這是全國第一例環境污染責任險獲賠案，它為市場手段運用到環保領域提供了嘗試。
“這幾年，特別是‘十一五’以來，湖南一手抓經濟發展，一手抓節能減排，以‘兩型社會’為抓手，著力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科學發展，有的工作對全國環保工作都產生了影響。如洞庭湖治污、株洲土地置換等問題，都取得了很好成效。”周生賢部長說。
資金、政策、技術支撐治污
地處長株潭地區之外的衡陽水口山集團，是一家有著1.2萬名員工的冶煉企業，目前已嚴重資不抵債，但企業在環境污染治理上卻“負重前行”。
據集團董事長唐明成介紹，近年來，公司淘汰了大部分落后工藝，8個冶煉廠關停了3個，僅一個鉛技改項目(SKS)就投入了4.8億元，被列入國家“十一五”重大科技項目“水專項”的電絮凝技術也于2008年10月取得重大突破，試運行效果良好。
“探索建立跨區域的流域綜合整治和保護機制新模式，將湖南省有色金屬礦山尾礦綜合利用和污染治理重大技術攻關項目納入國家環境科技項目，都在‘省部共建協議’里得到了破題。”湖南省環保局副局長王會龍告訴記者。
按照協議，湖南省將組織開展湘江流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加強水系、水域環境污染聯防聯治和流域生態修復與保護以及對有色金屬礦山尾礦庫進行綜合治理等，國家環保部將在資金、技術、政策上給予重點支持，“各區域間不會形成‘楚河漢界’。”
在湘江流域，像“腫瘤”一樣的有色金屬礦山尾礦庫眾多。在湘潭電化集團，堆積的電解錳渣占地50多畝；在株洲冶煉集團，1956年至1991年間冶煉過程中產生的渣土，形成了三、四百畝的一座“大山”；在郴州臨武接龍鄉斗水坪村，由于數十年開采、燒制與冶煉，堆積了未經處理的砷渣70萬噸以上。
“如按照環保要求，處理這些砷渣需1000萬元以上。也就是說，要科學處理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等于要用盡接龍鄉2年的財政總收入。即使不發展任何事業，干部、教師的生活怎么辦？”臨武縣副長劉帥認為，治理湘江重金屬污染，“‘省部共建協議’就像一場‘及時雨’！”
此前，在今年3月舉行的全國“兩會”上，國家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表示，湘江是長江的一條重要支流，湘江的環境安全直接關系到長江的環境安全，黨中央、國務院對湘江的治理非常關注和重視，“可以考慮把湘江列為國家的又一個重點治理流域。”在“2009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國際合作高層論壇”上，國家環保部、湖南省的相關官員也告訴記者，湘江流域綜合整治有望納入國家大江大河治理范圍，預計到2010年將投入700億元，到2015年將投入3000億元。
與此同時，當地政府在今年也明顯加大了對湘江治污的力度。2008年6月，湖南決定用3年時間投入資金174億元整治湘江水污染，而此前的2006年、2007年，湖南就陸續出臺了“長株潭環境同治規劃及相關政策和考核辦法”、“湘江鎘污染防治辦法”、“‘十一五’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通知”等重要文件和措施。
“要逐步解決歷史舊賬，堅決不欠新賬，要像整治洞庭湖的一些造紙廠一樣，打好湘江流域綜合治理的攻堅戰。”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對媒體表示，到2012年，這些地區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和資源綜合利用水平要力爭達到全國先進水平，“要為全國‘兩型社會’建設提供示范、積累經驗！”
省環保局或將“升格”
今年3月，在“長江環保執法行動”中，湖南省環保局對長沙、株洲等地的數百家企業進行督查，發現偷排、漏排現象嚴重，并對長期偷排漏排企業之一——沅江紙業公司開出了100萬元罰單，這是截至目前湖南省開出的最高環保罰單。
湖南省環保局副局長潘碧靈表示，根據2008年頒發的《水污染法》規定，排放水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超過重點水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按照權限責令限期治理，處應繳納排污費數額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
100萬元的罰單多不多？據記者調查，2005年前，沅江紙業公司年生產能力為6萬噸。重組后，企業又上了一個10萬噸葦漿項目，總產能超過16萬噸。按近年普通紙品價格6500元/噸價格計算，公司年產值超過10億元。也就是說，100萬元的罰單不過為沅江紙業年產值的“九牛一毛”(相當于千分之一)。
在采訪中，有多位專家指出，除處罰力度弱之外，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還存在許多“軟肋”：在關停企業的時候缺乏斷水斷電、吊銷執照、拆除銷毀設備等法律規定；限期治理、停產治理決定權在當地政府；對于拒不履行環境行政處罰決定的行為，環保部門缺乏查封、扣押等行政強制手段。
2007年，長株潭在獲批“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后不久，蔣益民曾對記者闡述了他對“兩型社會”的理解：一是經濟質量要更高，比如節能減排要走在全國前面；二是環境質量要更好，比如城市污水處理能力要走到前面去，而不是徘徊在倒數幾位；三是環境意識要更強，比如在塑料袋、垃圾回收等方面要闖出一條路來；四是歷史遺留問題要突破，比如湘江重金屬污染要盡早解決；五是環保管理機制、體制要有別于其他地方，比如需要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將環境保護指標納入各級干部政績考核的重要標準等。
就加大環保執法力度方面，記者提出：能否在長株潭地區成立一個類似于“兩型社會”環境保護管理局的機構？對此，蔣益民不置可否。
兩年之后，蔣益民大多愿望皆在長株潭“兩型社會”的“催化”下逐步變為可能。而記者從湖南省政府相關方面了解到，湖南省環保局或將由現在的政府直屬部門“升格”為政府組成部門，就像湖南省發改委、經委等部門一樣。王會龍稱，“不管如何，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正處于一個多策并舉、重拳出擊的時代！”
湖南省環保局局長蔣益民詳解重金屬污染治理的四大“主戰場”戰略
對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的四大“主戰場”——郴州三十六灣、衡陽水口山、株洲霞灣港、湘潭竹埠港該將從哪些方面進行治理？湖南省環保局局長蔣益民結合“省部共建協議”進行了概括。
以郴州三十六灣為代表的有色金屬礦區：整頓礦業采選秩序，切斷污染源頭，引進戰略投資者重組礦業資源，取締關閉非法采選企業，集中建設尾礦庫等措施，全面整治臨武縣三十六灣、北湖區新田嶺等礦區，恢復有色金屬采選集中地區的生態環境。
衡陽水口山地區：以加強有色冶煉企業渣料的管理和廢水治理為重點，全面整治水口山、松江地區環境。加快水口山有色金屬集團廢水處理，完成一批廢水廢渣治理項目，加大污染物削減力度。加大水口山、松江地區冶煉企業的整治力度，所有原料和廢渣必須進棚，關閉手續不全和污染嚴重的小冶煉企業，堅決取締小搖床。
株洲霞灣港地區：以進一步削減排污總量、霞灣港水變清為總目標，重點對中鹽湖南株洲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廢水進行深度處理，改造完善排污系統，實現清污分流；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盡快完成廢水深度處理和廢水、廢渣綜合利用；取締關停工業區及其周邊污染嚴重的小型企業；實施霞灣港底泥沉積重金屬污染治理工程。
湘潭竹埠港地區：以產業結構調整為重點，落實化工、顏料、冶煉等重污染產業退出計劃，鼓勵發展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輕的機械制造、電子信息等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