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增城市出臺一紙“剿桉”令，引發社會熱議。該市市委常委會通過《增城市速生豐產桉樹林退出和改造工作方案》，計劃于2014年將增城公路兩邊的景觀桉樹、村民房前屋后的零星桉樹全部清退，到2017年，增城的25萬畝桉樹林將徹底消失。
“桉樹并非不能種植，前提是科學的經營與栽種方式。看到利益就跟進，見到危害就根除，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桉樹之災還將繼續上演。”中科院廣州地理所研究員陳朝輝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從當年的清山造桉，到今天的唯桉必除，其中折射出的不僅是國人日漸強烈的環保意識，也暗含著一份與科學思維長期背道而馳的急功近利。
竭澤而漁的造林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紙漿的市場需求量逐年攀升。據2012年中國紙業可持續發展論壇透露，2011年中國市場生活用紙消費量為528萬噸，較2010年增長12.7%，占全球總消費量的17.3%。中國已發展成僅次于美國和西歐的第三大生活用紙市場。
現實的發展訴求使得世界三大速生樹種之一的桉樹(其用途主要為造紙)在紙漿供應方面的價值日益凸顯，也讓國內的桉樹種植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
以廣東為首的南方諸省開始大搞桉樹經濟，甚至采取了極其激進的手段。“一些私人公司為了追求栽種面積的最大化，往往采取"砍林煉山"的野蠻做法，把幾十萬畝山林全部砍掉、燒光。”陳朝輝的語氣有些激動。
在陳朝輝看來，增城不過是廣東地區的個案，“各個城市都說不要種了，而真實的情況是，能種的地基本都種完了，沒有地方再種了。另外，種植效益沒有之前那樣樂觀，種植的積極性有所減弱”。
“桉害”不止于一處
桉樹在我國大規模種植的時間并不長，但發展勢頭卻十分強勁。據2012年官方資料顯示，我國桉樹種植面積已達360萬公頃，成為繼巴西、印度之后的又一桉樹大國。
2002年，廣西北海市政府與世界最大造紙公司—斯道拉恩索簽署了林漿紙一體化協議，斯道拉恩索投資220億元人民幣，委托廣西林業集團為其征收240萬畝林地，用于建廠造林。
“北海合浦縣的情況不容樂觀，大面積的桉樹純林使得當地的生態多樣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桉樹林附近的一些溝渠已經開始干涸，農民的田地里也沒有了灌溉用的水。”剛從廣西調研歸來的國內環保組織自然大學成員楊恒對《中國科學報》記者如是說。
無獨有偶，北京林業大學博士生導師、國家林業局與國務院國家自然保護區評審委員會委員羅菊春在云南普洱縣考察時也遇到了相似的問題。
“放眼望去，從山上到山下已被全部燒光，除桉樹外幾乎看不到任何別的樹種。”
陳朝輝則進一步指出，這幾年云南的旱災之所以如此嚴重，一方面與大氣環流變動有關，同時也不能排除桉樹大面積種植的負面效應，云南的桉樹也已成災。
生態多樣性勢在必行
“根除桉樹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陳朝輝認為，必須從科學與可持續的角度來思考桉樹的出路。無論是哪一個樹種，一旦違背自然規律進行純林栽種，其后果必然堪憂，比如，松樹與杉樹的過量種植同樣會引發嚴重的生態失衡。
面對強勢來襲的桉樹危機，眾多專家紛紛開出了“生態多樣性”的藥方。
“一方面可以用不同品系的桉樹營造混交林，同時，還應選用黑荊樹、濕地松、加勒比松、馬尾松等與桉樹有生態補償作用的紙漿原料林樹種建立生態隔離帶，科學配置景觀，保護生物多樣性，保持生態系統良性循環。”羅菊春進一步指出，在第一代桉樹成材后，不要采取連作的方式繼續栽種桉樹，應當及時更換樹種，以保持土地的養分和水源。
陳朝輝對此觀點表示認同，并進一步指出，桉樹的種植還應以不破壞山林的原有植被為前提，將人工林與天然林鑲嵌起來，交錯分布，形成間種、間伐的操作模式，最大限度地保留林下的灌木和草本植物，保持森林生態體系的整體平衡。
然而，令陳朝輝感到憂慮的是，“現在大家都覺得種得面積越大、越密，經濟效益才會越好，甚至會產生很好的生態價值，這實在是一個誤區。其結果是，第一代樹還不錯，但以后的情況就會越來越糟，土地也會變得越來越貧瘠，可能要經過8～10年才能完全恢復”。
復旦大學北歐中心芬蘭訪問學者Taru Salmenkari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則建議，在林業監管方面，不能僅僅依靠一次性的環評信息，各級政府、NGO必須進行長期、有效地監督，形成多方聯動的監管機制。否則，一旦輿論壓力過去，很多問題還會再次反彈。(李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