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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提示：這考生可是累積了十二年的啊，可以用來印制考卷的紙都沒有了……那時候中國的紙張產量本來不多，大部分還都拿去印了“紅寶書”，或者拿去書寫大字報和大標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六個月前剛剛出版，此為當時中國第一件大事。全國所有的印刷廠都在開足馬力印刷“紅寶書”，已經印了2800萬冊，還不夠呢。但是現在年輕人全都一個勁地詢問什么時候才能考試。有人掂著“紅寶書”說，還不如就把印這個的紙拿去印考卷呢。這主意不錯，可是黨的下級官員不敢做主：違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復高考，已經是不得了的事，還敢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停下來去印考卷，豈不是大逆不道嗎？他們只好把問題上呈，一級一級地報告到中南海里，結果就促使黨中央做出一個決定：將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調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試卷…… 
恢復高考的消息是“春天的信息” 一個傍晚，這些人意外地看到一張《人民日報》，皺皺巴巴，滿是泥土，還沾著數不清的臟兮兮的手印。報紙右上角的空白處，赫然畫著一個碩大的喇叭花。“當我們將這‘春天的信息’連閱兩遍之后”，龍國武說，“堂堂五尺男兒們竟然全都亢奮地啜泣起來。” 那張臟兮兮的報紙上刊登著要在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這就意味著千萬生活在最底層的人們終于有了上大學的機會。僅僅這件事，就會讓所有中國人覺得這個冬天格外溫暖。 “我把考試的公告放在妻的面前”，崔成柱說，“妻子雙手摟住我的脖子：‘有望了，有望了’。”龍國武手里那張報紙上，那支喇叭花的喇叭口上，不知道是誰寫了“報考去”三個大字，后面跟著一個大大的驚嘆號。這個人真是獨具匠心。他必定知道“恢復高考”這件事為所有他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所渴望，所以他就用這種辦法來傳播他之所謂“春天的信息”。事實上也不可能有另外的辦法，那時候他們沒有尋呼機，沒有有線的和無線的電話機，甚至連足夠的郵票也沒有。然而僅僅那個喇叭花和那三個字就足夠了，所有拿到這張報紙的人都用最快的速度傳遞出去。一種近乎原始的傳遞信息的方法竟能產生出一種奇異的效率，此中道理再明顯不過：人同此心。 黨中央的恢復高考的文件，在1977年10月12日下達。這一文件規定考試采用全國統一的試卷，按照文理兩科分別擬題。文科要考政治、語文、數學、史地。理科則取消“史地”而增加“理化”。這些都在意料之中。最讓人意外且興奮不已的是，此文件將考生的年齡延長至30歲，還特別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兩屆高中畢業生”。這就意味著，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那一年直到現在的所有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參加考試，事實上包括了從19歲到30歲的全部青年。當然了，恢復高考不僅僅是這些年輕人的事，有如郭方在20年以后所說，這也是“我們國家開始了新的一課”。 讓千萬年輕人欣喜若狂的這“新的一課”，在1977年的夏天即已醞釀。說到底，這一事變同那個叫千萬老年人悲喜交加的全國科學大會源自同一個星期，還是鄧小平的“八八講話”。那一天，一大堆教師圍著鄧小平，雖說是個座談會，但這些人進門的時候還沒有抱定主意說些什么。但是，在看到鄧小平的一副求賢若渴的樣子之后，這些人積蘊在心頭十年的話一下子噴薄而出，不免七嘴八舌起來。吉林的王大珩、上海的汪貓、北京的吳文駿、安徽的溫元凱，還有物理學家葉篤正和醫學家黃家駟，都說話了。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說得最多。他指責那種并不需要考試就可以進入大學的制度，說這不僅埋沒人才，還導致世風日壞。熱愛科學的人上不來，不想讀書的人卻占據了名額，美其名曰“工農兵學員”，其實大都是走后門進來的新權貴的后代。比如，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后門。他還借用老百姓的話說，“十七年上大學靠分，現在靠權。”甚至連小學生也知道，“進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說到氣憤之處，查全性就斷言：“現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他一邊說一邊看著鄧小平的臉色，果然鄧小平聽得動心了。實際上，鄧小平兩個月前就說過，中國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比發達的國家“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查全性的這一番話真是說到他心里去了。他算算日子，問道：“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這問題的確要命，往年這個時候，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早已發出，新學生也該整裝待發了。可是這些教師對這種局面實在已經忍無可忍，也就顧不得什么新學年開始的時間。大家趕緊說，“來得及，來得及”，“最多晚一點”。 “那就改過來，”鄧小平說，“不要再搞群眾推薦。” 于是大家拼命地鼓掌，都覺得他們參與了一個推動整個國家轉折的謀劃。但是掌聲一落，難題又起。一個星期后，教育部匆匆忙忙召開了高等學校招生會。這是一個漫長的會議，先是在北京飯店，后來又轉移到友誼賓館。一直開了44天，到9月25日才結束。最后的決定又要到17天以后才能下達。這一來，就不是“晚一點”，而是要晚很多了。不過，沒有人責怪這種拖延。那時候，對于要通過考試進入大學這件事情，大多數學生和他們的父母畢竟還是不能理直氣壯，這倒不是因為什么“學生負擔太重”之類的理由，就像20世紀90年代的家長常常抱怨的那樣。那時候如果說抱怨，家長們全都在抱怨“學習負擔太輕”。不過，人們的心里卻有另外一個沉重的負擔，這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說過，“考試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終止”。盡管他自己喜歡讀書，甚至以睡在書堆里為樂事，但是他卻反對讓孩子讀太多的書。他說這“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還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毛澤東的這些話，鄧小平當場聆聽，普通百姓在后來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年代里也已耳熟能詳。更何況，毛澤東還親自指明了光輝的“七二一道路”，要知識青年都到農村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當遼寧青年張鐵生在考試當中敢于一字不寫，只把一張“白卷”交給主考官的事情傳出來之后，毛還盛贊這是一個“反潮流的行動”。 到了1977年的冬天，就算是最愚鈍的青年人也已清晰地意識到，同農村這個“廣闊天地”相比，他們更向往大學校園；同貧下中農對他們進行的“再教育”相比，他們更加渴望見到他們過去的老師。十一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個夏天，他們揚起“停課鬧革命”的旗幟，撕爛書本，砸碎課桌，把老師趕到牛棚里面去。那時候他們的感覺是多么痛快呀！可是這些年他們轉了這么一大圈，從他們生長的大城市跑到黑龍江，跑到內蒙古，跑到西藏，跑到山西、陜西、云南……目睹國家歷史跌宕，體驗世事苦辣酸甜，漸漸地發現，被他們打碎了的那些東西，原來正是他們所需要的。這情景就像龍國武說的，當他用發抖的手在高考試卷卷首寫下自己的名字時，他感受到“鄧小平慈愛鼓勵的目光”。 把印“紅寶書”的紙拿去印考卷 按照計劃，這一年冬天大學校里招收20萬名學生。但是報名者卻多至570萬人。平均28。5個人當中才能錄取一個。半年以后，也即1978年夏天，又有590萬人報考大學。到了1979年，報名的人超過了640萬。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想想看，十二年的考生全在這里啊！ 但是，政府在倉促之間完全沒有料到這些。商店里面的筆和紙全賣光了，說到課本和教材，沒有一家商店里面可以找到。人們只是到處去收集那些經過十年浩劫僥幸留下來的書本，至于20世紀90年代鋪天蓋地地流行于市的那種考試輔導材料，那個時候人們連想都沒有想過。臨近考試的時候，官員們往往會發現考場不夠，監考的老師還沒有找齊。那么多年沒有考試了，誰能保證不出亂子呢？所以，許多地方還要調集軍隊和警察，把考場戒備起來。這些場面，叫今天那些參加高考的年輕人看來，真是難以想象。但是還有更加難以想象的事呢：可以用來印制考卷的紙沒有了。那時候中國的紙張產量本來不多，大部分還都拿去印了“紅寶書”，或者拿去書寫大字報和大標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六個月前剛剛出版，此為當時中國第一件大事。全國所有的印刷廠都在開足馬力印刷“紅寶書”，已經印了2800萬冊，還不夠呢。但是現在年輕人全都一個勁地詢問什么時候才能考試。有人掂著“紅寶書”說，還不如就把印這個的紙拿去印考卷呢。這主意不錯，可是黨的下級官員不敢做主：違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復高考，已經是不得了的事，還敢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停下來去印考卷，豈不是大逆不道嗎？他們只好把問題上呈，一級一級地報告到中南海里，結果就促使黨中央做出一個決定：將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調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試卷。消息甫出，所有的人都為之驚嘆：時代真的不同了！ 時代確實不同了！那個冬天的一個早晨，吉林省榆樹縣閔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趕集，也不是開批判大會，而是高考。人民日報社的工作人員李忱，那時候在這個公社的單家大隊插隊。那一天，天還沒有亮，他就從大炕上爬起來，敲開水桶里的冰層，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15里地趕到這里。他比大多數人來得晚。當然，擁擠在這里的人們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來看熱鬧。另一個知青，在黑龍江的生產建設兵團參加了這一天的高考。“一張準考證上，終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20年后回憶說：“多么難得的準考證呀！”在安徽，汪永年來到考場上。這是12年來他第二次參加高考。1965年，他從皖西一個古老的縣城高中畢業，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著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結果只得到了一個“該生政審不合格，不宜錄取”的通知。爺爺是地主，爸爸有“歷史問題”，就憑這兩條，他以為自己這一輩子與大學無緣了，沒有想到12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進考場。盡管他說恢復高考對他“無異于一聲春雷”，但是他還是有些猶疑。“這一回真的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嗎？”他嘀咕著，把“清華大學”四個字填寫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華大學了，但他知道這根本沒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12年前那個政治問題在今天不會有絲毫影響，所以寫下“清華大學”，不過是想“給自己一個苦澀的安慰”。 那個年代的事情叫今天的人們看來真是奇特。瞿金漢坐在南通縣金余公社的考場上時，心里還在默默感謝他的“開明書記”。他感謝的這個人是公社黨委書記，名叫浩勝福。一個月前，瞿金漢像要做什么虧心事似的報告書記，他想參加冬天的高考，浩書記說：“年輕人只要符合條件，一律準考。”莫非考試和書記有什么關系？莫非學習還要什么人批準不成？是的，那個時候，所有參加考試的人都要過這一關。不少人就是因為黨書記不批準，才沒有能夠走進考場的。這就難怪浩書記的這一句話，就叫瞿金漢激動得淚眼朦朧，直到20年后還念念不忘。國治華是在黑龍江走進考場的。他在生產建設兵團里當農工，搞宣傳，開拖拉機，當教員。經歷的事情既多又新鮮，可是他說，唯有那幾天的考試“令人神往又令人難忘”，“歲月始終抹不掉我的留戀和思念”。姚昆侖帶著一支燒得半焦的鋼筆走進考場。那時他隨著父母從城里到湘黔邊境一個少數民族山村安家。童年編織的大學夢早已破滅，而現在，他說：“一種強烈的渴望開始涌動。”20天以前，在開始復習功課準備考試的時候，他的身上只有兩塊錢。他用這點錢給自己買了20個雞蛋，算好了一天吃一個。他白天做工，晚上靠著煤油燈讀書。有一個晚上實在太累，不覺睡著了，忽然一股刺鼻的味道使他醒來，原來是鋼筆掉進下面的火盆。筆筒已經燒焦。但是他所有的積蓄都買了雞蛋，再沒有錢來買筆了……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這幾天考場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絕后。不過，更加令人興奮的事情還在后面，考試的成績十幾天就出來了，有20萬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錄取通知書。又經過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的夏天，全國的大學就錄取了總計88萬名學生。這是從1800萬考生當中篩選出來的，篩選的唯一標準是分數。考生的錄取比率不到5%。有些地方，比如黑龍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錄取的比例還不到1%呢。 可以想象他們在接到錄取通知書時的情景。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王民康說：“當我終于接到故鄉寄來的入學錄取通知書時，那小小的紙片竟重如千鈞，我緊捧的雙手陣陣發抖。”姚昆侖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過來告訴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說，“眼淚也止不住流下來。”“接到蘭州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父親表現出少有的平靜，不說話，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把那張錄取通知書反反復復地看。”殷雄這樣回憶道。他在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新星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員。但在1977年的那個春天還生活在內蒙古高原大青山北麓一個不足40戶人家的小村莊。他祖祖輩輩就在這塊封閉的丘陵地帶生活。小時候，去過的最遠的地方就是縣城。從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有一年村子來了許多操著與收音機里口音一樣的青年人，大人們說，他們是從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里來的“知識青年”，來插隊落戶的。村里許多人都覺得上學也沒有用處。只有他的父親不為所動，他對他的孩子說：“你們都要好好學習，直到你們再也無處讀書為止。”“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高興得眉飛色舞，熱血沸騰，”崔成柱說，“妻子看著我的通知書，抿著嘴，半笑不笑，拉著我的手，兩行熱淚一半掉在我手上，一半掉在她手上。”春暖花開時節，開學了，一家人送崔成柱去讀書。一輛平板車上坐著他和他4歲的女兒，還有行李。妻子在前邊拉車，就這樣到了火車站。火車開動了，女兒喊“爸爸”，妻子追著他的窗口大步跑。遠了，還在招手。他就這樣離開村子進了大學，身上穿的新大衣，是妻子賣了兩車蘿卜才買來的。山西省的宮守平沒有經歷這種依依惜別的場面。“錄取通知書來了，”他說，“我留下一灣三百畝的稻田，留下放過的三十七頭驢，帶上一卷行李，四卷《毛澤東選集》，進了大學。”“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河南的曹小紅這樣說。但是她最想要的不是大衣，而是一條墨綠色的褲子。這是母親年輕時做的，純毛凡爾丁料子，色澤很正。母親真的把它給了她。但是，褲子過于肥大。她模仿著街頭流行的喇叭褲改造她的褲子。把褲腳盡量放大，六寸變成了七寸，雖然還不及真正的喇叭褲，但也很有喇叭褲的感覺。“我穿上這條褲子去上學，”她說，“效果好極了。” 大學里的“新三屆” 現在春天真的來了。 大學校園匆匆忙忙迎來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屆學生的入學時間是1978年2月。校園里面滿目瘡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跡。大字報、大標語掛在墻上飄飄揚揚，毛主席的語錄四處張貼，清晰可見，有如《民族文學》雜志社的副編審岑獻青所說，“像個來不及灑掃庭院的主人”。盡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學生卻在不斷地涌進來。又過了8個月，也就是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學生也進來了，然后是第三批。一個新的名詞成為流行用語：“新三屆”，用來特指這三批入學的大學生。這是相對于“老三屆”來說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畢業生。他們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的主力橫掃天下，又紛紛落難江湖，漂流四方。現在，他們竟成了大學校里“新三屆”的主要部分。 大學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場空前絕后的考試，結果就出來了一群空前絕后的學生。年紀最大的和年紀最小的幾乎是兩代人。不少人已經是父母。父母和他們的孩子都去上學。“我總以為我經歷了很多，無論是生活的苦難，還是心靈的苦難”，岑獻青說。他在這個春天走進北京大學。他有一個當過偽保長的外祖父，一個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經在國民黨政府供職，又在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上吊自殺，母親是右派，父親則是走資派。在拿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之前，他已經在一個小煤礦里生活了20年。他就是帶著這些走進北京大學的。不料他在這里卻發現，他所遭遇的苦難，與他的許多同學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學所經歷的苦難比我更要深重許多倍，”他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讀的、充滿辛酸血淚的故事。”但是，“新三屆”現在不再說這些過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們太珍惜現在的生活了。“一種生命的緊迫感驟然而至”，岑獻青在談起那個時候北京大學的生活時寫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趕往教室，匆匆地趕往圖書館，排著長長的隊伍買中外名著，跑到老遠老遠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電影……就像海綿吸水似的，人們拼命地讀書，如饑似渴。” 老師們又回來了。他們面前的這些學生曾經那么兇惡。給他們戴高帽、掛木牌，強迫他們把腰彎到地面上，把他們叫做“黑幫”、“學閥”，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現在，一個個滿臉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們叫做“老師”或者“先生”了，重新給他們倒開水了。北京大學的孫玉石先生說：“作為那時給他們上課的教師，我感受到從來沒有過的講授者和接受者之間所共同擁有的那一份共鳴的快樂。”另一位老師，袁行霈先生說：“我真喜歡給你們上課，當我站在講臺上時，我覺得我就像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凡是在我覺得應該有反應的地方，你們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這種感覺真是太好了。” 各種各樣的“紅衛兵團”全都解散了。新組成的是各種各樣的文學社。起名叫做“早晨文學社”，或者叫做“五四文學社”。北京大學一個欣欣向榮的刊物叫做《未名湖》。32號樓前辦起了文學社的作品專欄，用的還是那個很朝氣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飯時間，很多人端著飯碗擠在那里邊吃邊看邊評論。那時候很多學校連個像樣的食堂也沒有。菜真是便宜，幾分錢就買到一大盤，但是卻沒有桌子和板凳。學生們排很長的隊買到飯以后，就把飯碗端在手上，把菜盤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邊吃一邊說話。同學們之間不談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談誰左誰右誰有錢誰有一個好爸爸，“大款”這個詞還要過好幾年才發明出來，大家只談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樣子。不過，每個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沒有錢，其中最貧窮的同學已經可以享受全額助學金，每月十九元五角。這點錢在買了最簡單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點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學里的四個學生去逛街，一條街走到頭，卻沒有誰肯掏錢買東西。再轉頭往回走，忽然看見新華書店門口推出一輛平板三輪，上面一堆舊書。降價了！大家圍上去，你挑我揀，最后大家一致選定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封底有圓珠筆手寫的字遮在原價處：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來，爭搶著掏錢付賬。然而這時出現了尷尬的事：四個大學生傾囊相湊，居然付不起五分錢。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冊子，仰天大笑離去。這些人全都經歷過窮困潦倒的日子，不僅不會為了這點小事覺得不好意思，還會認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獻青說的：“誰能告訴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摘自：凌志軍馬立誠著《呼喊》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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